一条普遍的人类经验是：宁为太平犬，莫做乱世人。如果有人欣赏乱世，甚至赞美乱世也可能呈现辉煌，大概不能为众所认同。但有时对于历史的一瞥，也可能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：乱世或许孕育着历史进步的胚胎。这样一来，岂不要说“乱世辉煌”了！那么，乱世真有如此辉煌吗？这就需要历史来作见证了。
###列国时代
春秋战国时代，或简称为“列国时代”，起自公元前770年，至前221年，长五百多年。其间，王权衰落，列国林立，诸侯混战，兼并盛行。套用一个现代说法就是：社会陷入“大动荡、大分化、大改组”，真是一个乱字了得！列国时代有如下特点：
**王权衰落** 尽管周天子从来就没有对诸侯的充分管辖权，但在周代前半期，周的宗主国地位、周天子的权威都是不容挑战的。在列国时代，周的版图急剧縮小，权威迅速下降，其地位沦落到实际上接近于普通诸侯，后来甚至只相当于一个小诸侯国。至此，那个曾经叱诧风云、号令诸侯的周王朝不复存在。不算强大的郑国，都敢公然侵凌周天子，就是明证。
**战争频仍** 据历史学者统计，春秋时代发生的大小战争达数百次。战国时代战争规模更大、更残酷。秦赵长平之战，赵军40万投降之后，全部被秦军坑杀，这成为列国时代最血腥的杀戮事件。
**灭国无数** 春秋初期有大小诸侯国170余，在征战频仍的情况下，小国无法生存，其结局只能是被大国吞并。楚并国42，晋并国18，齐并国10，如此等等。到战国时代开始时，仅剩下七国，这为秦始皇的大一统作了准备。
从寻常的眼光看来——更不必说从向往上古太平盛世的崇古主义者看来——上述诸项都是人们所不乐见的悲剧，实际上是许多人深恶痛绝的灾难。生当如此灾难深重的时代，肯定会有许多人痛不欲生。但在后世的历史观察者看来，观感就可能很不一样。简言之，列国时代建树多多，其主要者如下：
**经济发展** 周代早期，中原人谁听说过吴、越这些蕞尔小国？那不过是远在今天江浙一带的草莽部落，几乎没有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。无论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自豪于庞大版图，那时真正得到开发的不过是黄河中下游一小块地方。向边远之地的拓殖依赖于一样东西：铁！这是那个时代的“坚船利炮”，正是列国时代的先民开发出了这件东西。以铁器为标志的新经济的出现，整个提升了历史发展的阶段，那些仍然在使用青铜器的社会与部众，很快被排除出历史的主流，就像非洲在20世纪被挤出世界主流一样。
**天下一统** 想必你会说“倒错了时光”，“一统”不是秦始皇完成的伟业吗？列国时代恰恰是彻头彻尾的分裂！但我说的正是“统一出自列国”。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至少两百年，中国事实上已大体统一了，那是经济、文化、语言、文字、习俗等等的统一。没有这种统一，哪来一个现成的中国让秦帝国的大军去占领？而这种事实上的统一，不过是列国时代中国社会五百多年发展的结果。
**文化巅峰** 即使列国先民没有将中原推向一统，他们的贡献仍将彪炳史册，以致被全人类所铭记，因为他们创造了真正辉煌的文化，而这才是文明的核心内涵。今天，谁会低估古希腊文明？只有那些无知的人，才会讥笑希腊人的失败。而能够与古希腊比美的，正是建造了辉煌文明的列国先民，而不是赳赳武夫秦始皇！
要知道列国时代文化发达到了什么程度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：让一些国人无比自豪的“国粹”，其基本内容岂不正是在列国时代成形的！试想，如果排除掉孔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墨子、孟轲、荀子、韩非等等，我们的传统文化还剩下什么？而这些巨人全都出自列国！
一旦了解了这一切，还说“列国乱世”没有辉煌，就一定是闭目塞听了。
### 三国时代
这里说的，正是你耳熟的那个乐曲“千古英雄浪淘尽……”咏叹的那个“三国”。让人们最仰慕的古代英雄，说有一半出自“三国”，大概也不算夸张。尽管如此，“三国”依然不免被人们称为乱世，一个地地道道的乱世！不无恻隐之心的曹操，在其诗中慨叹：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。曹操因之不免自夸：“设使没有孤，不知有几人称帝、几人称王”。或许是这样；但即使有了曹操，称帝称王者仍然不算太少：袁术、曹丕、刘备、孙权……。像刘表、刘璋、袁绍、马援等人，虽然没戴上王冠，但都作了权力的世袭安排，还不能算作地地道道的诸侯？这种割据局面，尽管还没有到列国林立的春秋时代的地步，也离得不远了。这样一个乱世，黎民之苦难有多深，只要提到一点就够了：东汉桓帝时人口达到5648万；重归一统时三国人口加起来也只有760万，这等于87%的人被连年动乱消灭了！
那么，如此乱世也会有其辉煌吗？如果考虑到，“三国”之后仍然继续了约300年的衰世——这与列国时代很不相同——，能够想象三国时代会留下什么可称道的正面遗产吗？
然而，三国时代远不是初看起来那样暗无天日。这倒不是因为，这个时代故事特多，致使影视戏剧的导演们纷纷聚焦于这一时代。我们只能用历史学的眼光审视该时代，看看那时出现了什么有价值的文明元素。我们的关注点是：
**多元文化** 在某种程度上，三国乱世的降临，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崛起的儒家文化的一次大失败。儒学在不少士大夫的心中丧失了权威。读书人或堕入玄谈，或遁入山林，或转向新传入的佛教。这样，非正统的“隐逸派”、行为怪异的狂狷文人等等，盛极一时；一种别开生面的多元文化格局，取代了自董仲舒时代以来的儒家文化独霸天下的局面。
**开发南方** 习惯于视江南为“衣锦繁华之地”的人，未必注意到，直到三国时代，南部中国都是极不开化的地方。但正是这里成了绵延近400年的“六朝”的立国之地，也成了保存中华文明火种的地方。而使这成为可能的，正是三国时代对南中国的开发，使南方赶上了中原的文明步伐。如果没有三国鼎立，让励精图治的孙氏几代专注于经营江南，让堪称治理大师的诸葛亮经略西南，在远居中原的东汉政权的治下，南中国或许还将长期停留在交通阻塞、荒僻无文的阶段。
**插足海外** 古代中国缺少对海外的兴趣，中原地区尤甚。但如果一个政权安身于东南沿海，环境就会迫使它至少部分地将注意力转向海外；孙吴政权就正是如此。在赤壁打败曹操的吴国水师，是孙氏借以立国的本钱，它不可能不用来经营沿海各郡、交趾（在今越南）乃至台湾。在这一时期对海外的贸易自然得到显著发展。这些，如果不是在当时显见成效，至少也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### 五胡乱华
三国时代似乎还没乱够，经历西晋短暂的平静之后，北中国又陷入空前的乱局，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“五胡乱华”。其间，中原地区相继陷入“五胡”的统治。所谓“五胡”者，乃来自北方境外的5个游牧民族：匈奴、羯、鲜卑、氐、羌。这些民族开化程度很低，野蛮强悍，抢劫成习，且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一旦长驱直入中原汉人居住区，并取得统治权，那里的社会秩序岂不空前恶化？汉人岂不遭受灭顶之灾？说他们“乱华”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，并非对外族的贬抑。“五胡乱华”及其后的“十六国”时期，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乱世之一，这是没有疑问的，与持什么历史观或主义无关。
只是，从这种骇人的黑暗中能否发觉什么亮点，人们就未必有什么共识了。
不妨先换一个视角，看看“五胡乱华”的长远后果。“五胡”侵入中原约300年之后，中国进入一个空前的盛世，即历史上有名的盛唐时代，那是中华文明的巅峰时期，其照亮世界的耀眼光辉，就是在今天仍然震撼着中外史学界。那么，盛唐的空前繁荣与五胡之间，有什么不可忽略的联系吗？关键的观察点在于：唐帝国的立国基地，正是深陷乱局的“北朝”，而不是自命为保持正统的中华文明、相对安定的“南朝”；而北朝恰恰是乱华的“五胡”孕育出来的。鉴此，就不能不让人猜度：使盛唐崛起的那些元素，在“五胡”时期或许早就种下了。
细察历史，情况正是这样。主要之点就是：
**北中国的扩张与开发** 迄晋代为止，中国已有抗击北方异族的数千年历史。总的来说，华夏文明处于绝对优势，匈奴等族并不受到汉人的真正重视。长城之外的广阔地带，一直是汉人眼中的荒蛮之地，从未进入中华文明的圈内。一旦胡人成了北中国的统治者，中原地区与长城之外的差别就不再有根本的意义。其结果自然是，中国的政治版图与中华文明的影响区域，都远远伸展至长城之外。这种盖世功业，是华夏先人未曾梦想过的；然而，这却由一群“茹毛饮血”的野蛮人建立起来了。
**民族大融合** 中原与北方异族“和战交替”的数千年接触，在历史上留下的积极结果似乎不多；特别，中原地区从北方境外文化获益十分有限。而在“五胡十六国”时期，长期隔离的“胡汉”两族实际上已经融合在一起，不仅仅是因为胡人的汉化，也因为汉人大量吸收胡人的文化。当然，民族融合也包括不可避免的种族融合。现代中国人大量拥有北方民族的基因，主要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。如所周知，唐太宗就是一个胡汉混血儿；谁能说，他的先祖不正是“五胡时期”进入中原的胡人呢？
如果你不否认，这些事实是重要的历史要素，那么，就难以否认，即使在“五胡乱华”这样的乱世，仍然有其不灭的光辉在！
### 北洋时代
自辛亥至1927年，是近代史上的“北洋时代”。国共两党都不喜欢北洋时代，对于那一段历史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好话说了。现代中国文人，特别乐于数落北洋时代的腐败黑暗、四分五裂、内战不断。如果认可这些评断，北洋时代当然就是一个毫不足取的乱世，而且是现代中国人最感切肤之痛的乱世。
对这段历史的更理性的认知，来自某种前后对比。我们选定两个年头：1910年与1926年。这两年所提供的中国社会的画面，完全可以说是恍如隔世。而其间的16年，即使从现代史的尺度看来，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。
1910年，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近代工业；一直被理论家们冠以“资产阶级革命家”的孙中山，那时还根本没有革命之资，因为要由他统率的资产阶级还不存在！被认为是中国“实业之父”的张謇，还没有做成一件像样的事。除了“京汉”、“京奉”等寥寥可数的几条铁路之外，孙中山梦想中的铁路网，甚至还没有出现在图纸上。
1926年，几乎每个省都有了近代工业的样板以资示范。沿海城市的工业已成某种气候，就是洋人们也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。趁一战之机而崛起的中国纺织业，让新兴的资本家们颇具雄心。至少在中东部中国，已形成某种初步的铁路网络。
1910年，偌大一个中国仍然在天朝治下，被一帮愚顽守旧的满族大臣统治着，朝堂上依然三跪九拜之声不绝。男人脑后拖着辫子，小脚女人不敢出门。要不是到处可见的洋货提醒人们世道已经不同，人们看不出满人入关时的社会有什么变化。1926年，千年帝都里已不再有皇帝，至少在门面上，统治国家的，是如同世界各国一样的总统、内阁、部长。竞选总统的场面喧闹而欠规范，被后人讥为闹剧；但热诚的人仍然寄望于这种民主的操练。至少，京城大佬已不再是君临天下的半神半人式的人物，媒体上对他们的批评已经司空见惯。
1910年，绝大多数中国学童，仍然在手持戒尺的老先生面前朗读经书，将“声光化电”当作天外奇谈。国人除了阅读唐宋传奇、剑侠小说，并无别的消遣。1926年，稍有家资的人，都争先恐后地将子弟送入各级各类新式学堂，上大学、留洋者也不在少数。人们不再热衷于经典，而科学则几乎至高无上。不仅新小说风靡一时，而且有了电影这种更新的西洋镜。从市井生活的任何方面来看，人们都深信世道已经完全不同。
这种变化重要吗？从今天的标准来看，或许并不惊心动魄。但在上世纪初，已可说是翻天覆地。倘这种变化不因后来的日本入侵、内战等等打断，没有理由断定，它们不能结出非凡的果实。
如果果然如此，能不认为北洋乱世也有其辉煌在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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