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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逆不道 by ancient-ligh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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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逆不道
布哈林、彭德怀、张闻天等都曾是响当当的人物,都不失舍生取义、慷慨赴死的凌云壮志,但都无例外地在高压之下低头认罪了。

没理由说他们是胆怯鼠辈,却无法否认,他们终究害怕一样东西,那就是背负叛逆之名;他们不能不害怕,那会万劫不复!正是这种**终极恐惧**,竟让一个高奏凯歌的时代,热血男儿绝迹!


![fc82b2fc-a67e-4b84-9cee-593ef9262262.jpg](https://images.hive.blog/DQmNwYnbMGD9Gghfa2FKUgPRSLU7rq8z4Z2ns3ZYQ14pjYG/fc82b2fc-a67e-4b84-9cee-593ef9262262.jpg)


### 名教罪人
“大逆不道”,不会是一个标准的法学名词。但在古代,一旦被指以“大逆不道”之罪——用于叛逆、欺君罔上、践踏纲纪、忤逆伦常等等——那是要千夫所指、天理不容的,其严重性已经远远超过一般的死罪,施以极刑都不够了。

古代触犯法网、招致杀身之祸的事,多不胜数,例如仗义行侠、误伤人命、违犯官禁、暗通盗匪、朝堂失敬、误批逆鳞、政务粗疏、渎职误国等等。如果罪不容赦,难免一死,面对刑戮,总有一些血性男人,绝不屈身求饶,宁可从容上路,引颈受戮,一句“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,能不引来众人慨叹!可见,并非人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。有匹夫之勇的人,更不在乎刀剑加身。而且愈在社会底层,愈多悍勇匹夫。在生死之际,似乎士大夫的表现反不及逞强斗勇之徒。

那么士大夫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吗?显然不是如此。

一旦获罪,面对惩罚,没有人不害怕的;否则,社会基于法纪或舆论的惩罚,就不起作用了。不过,惩罚依其形式与强度,必定区分为许多不同等级;只有较高等级的惩罚,才有强大的威慑力,让人不胜恐惧。而对威慑力的看法,不同身份的人可能相去甚远;士大夫尤其不同于贩夫走卒。

在具有贵族气质的士大夫看来,惩罚的威慑力可排序如下:

最上是被宣布为**名教罪人**,这等于被斥为大逆不道,让你身败名裂,遗臭万年。这样,你的魂灵就不再被容于这个父母之邦;你将被从家族、士大夫群体、任何由体面人士组成的社交群体中除名;你甚至不再能列名于有人格的人类之中,堕入牲畜一般的非人境地。对于这种前景的恐惧,是任何有羞耻心的士大夫都无法承受的。

其次是**株连家人**,包括亲属子女,其后果很可能直至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维护家人,本为伦常所重,更为自古迄今的宗族传统所看重。士大夫宁可自身受戮,也极不愿意看到亲人遭劫;否则,他将永远陷入不可解脱的痛苦与自责。

更下才是**舍身伏法**。身首异处,对于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容易承受的事情。但对于视名节如生命的人来说,却不是第一要事,因而排在名誉与家人之后。可见,以诛杀相威胁,并不总是有效的。

从以上排序看来,对“大逆不道”这种罪名的恐惧该有多大,已不待多言了。

在西方,宗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慰藉与心灵归宿。被革出教门而成为**异教徒**,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。在西方历史上,宗教法庭的恐怖远远超过世俗法庭,因为前者不仅惩罚肉体,而且惩罚灵魂,而这是所有虔信宗教的人难以承受的。这就是为什么,一些堪称坚强的人不能不在宗教法庭上低头认罪。就是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巨人,也不得不屈服于教廷,撤销对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支持。他也害怕被人骂为异教徒啊。

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,但并不意味着,中国人在精神生活上没有自己的信仰与归宿。而流传数千年而不堕的儒家伦理,就正是这样一种信仰与归宿。一旦被定为名教罪人,实际上就相当于被革出教门、成为异教徒了。这种惩治岂不比丧失生命还可怕吗?可见,名教罪人的恐惧,正是异教徒的恐惧。

正因为对被责为“名教罪人”的恐惧太深,历史上几乎没有真正的名教罪人。士人都特别自律,一辈子谨小慎微,绝不让自己的言行超出传统的礼教规范。一些狂狷之人,例如魏晋年间的竹林七贤,貌似离经叛道,实际上也不过是形式上略有出格,谈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异端。只有明代的李贽,或许已走得太远,终于被斥为名教罪人而被社会遗弃。这种下场,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,是比作为凶犯处决更不堪的。

### 主义叛徒
今天的基督教完全一派慈眉善目的形象,容易被视为慈善机构,很少有人再将它与宗教审判、火刑柱、驱除异教徒等等恐怖字眼联系在一起。实际上,这些东西的消失还不到500年时间。而且,在稍不同的形式下,这些东西又在复活。只是它们不再出现于基督教社会,而是泛起于无神论世界;它们就是对于“主义叛徒”的种种惩罚。

真是文明奇迹!一样东西经复制之后,看似性质完全不同,而形式上却几乎相似。现在,宗教已被主义取代,宗教法庭变成了革命法庭,火刑柱代之以现代刑场,异教徒变成了主义叛徒或者反动派……。无论有了多大变化,但有一点依旧,就是那种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!

无论主义还是主义叛徒,在20世纪的中国都是新鲜事,它们不属于我们的本土文化。不过,要理解它们并不难:主义就如同儒教,背叛主义必定大逆不道,而主义叛徒则相当于名教罪人。只是,主义更加高大上,主义叛徒更加万恶不赦。

主义一类的东西都来自西方,是不折不扣的洋货。我们归化的第一个主义,就洋味十足,唤作布尔什维克主义,孔门传人哪个识得?这个主义可不简单,胜似在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精炼了几千年的宝物,它光彩夺目、神功毕集、智慧无穷,是真正能翻转乾坤、再造天堂的一件神器。它也实实在在地在半个世界中翻转了乾坤。有了这样一件神器,人们离天堂就不远了。就在天堂的门槛边,居然还有人背叛主义,这种叛徒,岂不是罪不容赦,岂不应打入十八层地狱,让其永世不得翻身、遗臭万年?

这就能够理解,主义叛徒比名教罪人还坏十倍,更被万人唾弃。人们就是宁可被杀被剐被绞被埋,也绝不能当主义叛徒!这就能够理解,为什么有那样多的人在屠刀面前坚贞不屈,慷慨就义;为什么湖南青年夏明翰会从容赴死,留下千古绝唱:“砍头不要紧,只要主义真”;这就能够理解,在生与死之间,那样多的人——其中包括李大钊、陈延年、方志敏、瞿秋白等才华焕发的人物—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。唯有一死,让他们免除了成为主义叛徒的恐怖。只有这样理解自己的选择,他们才可能含笑九泉。人非木石,岂能不留恋生命、留恋爱侣亲人?但堕入主义叛徒这一万丈深渊的莫名恐怖,使他们没法选择生啊。

一个近乎常识的道理是:如果对某种选择的恐怖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怖,那么就不再有人作那种选择。鉴于此,在主义盛行的年代,几乎没有真正背叛主义的人,除非他的教养还不足以赏识主义一类的东西,就如顾顺章、向忠发等本来就属三教九流的人物。

尽管如此,在现代红色革命的“囚犯营”中,还是关满了主义叛徒。尤其是在革命大功告成之后,在无须付出生命代价以殉主义的年代,主义叛徒的囚笼却空前拥挤,到了人满为患的地步,岂不蹊跷?

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:这些囚徒并非真正的主义叛徒,只是主义掌控者以主义叛徒的名义清洗的对手。在那个领袖被神化的年代,领袖的意志等同于主义;(真正或疑似)违拗领袖意志等同于背叛主义;遭领袖贬斥者等同于主义叛徒!依此逻辑排除对手,岂非无上高招?只是,恰恰是这些被排除者,构成主义信仰者中最真诚的那部分。这些人的存在,使这些现代的“异端裁判所”闪烁着一点光辉。

千载之后,历史仍将记住这样一些响当当的名字:彭德怀、张闻天、周小舟、张志新……。

彭德怀是这些人中最不能被人忘记的一个。在1959年夏的庐山,具有裁判异端的权威的只有领袖一人;是人是鬼,去天堂还是下地狱,就全凭他的一句话。庐山的空气紧张到接近爆炸,其恐怖程度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。就是在这种高压下,彭德怀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下地狱,这就成了现代最大的“名教罪人”。至于他的具体罪行,简直平常得令人难以置信:以最温和的语气提醒主公,大跃进中“亩产十万斤”一类的荒唐事,或许做过了点。但主公岂是听得进半点异调的人?就这么着,最令人不堪的罪名就落到了彭的头上。当然,最核心的罪名还是背叛主义。当时在场的人,或许真的以为,彭德怀从此将遗臭万年了。否则,当时的与会者怎肯不顾天理良心,在明知彭清白无辜的情况下,将满口污秽吐向这个已经失去抵抗力的受难者?

要使彭德怀这个倔老头屈服并不容易。但彭还是屈服了,承认了自己的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罪行。这是毛的所有对手逃不脱的结局,彭自然也不能例外。

这样的结果,是那些熟悉彭而又不失天真的人难以想象的。我也曾经迷惑不解:彭德怀一生秉直刚强、大胆无畏,戎马一生,历险无数,应早将生死置之度外,可谓铁骨铮铮一条汉子。在庐山究竟还怕什么呢?就不能坚持事实,宁折不弯,多少为历史留一点光彩?他是怕杀头吗?肯定不是!他之生平已经证明自己绝非贪生怕死之辈;况且,当时他也罪不至死。是怕连累家人吗?也许有一点,但多半不是主要的;除了妻子浦安修之外,他当时几乎孑身一人。况且,浦安修后来也弃他而去。

既然如此,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:彭德怀也怕当“名教罪人”啊。如果在庐山不屈服,肯定将批判更狠、帽子更大、罪名进一步升级,他或许会被定为反革命,那就是十足的主义叛徒了,岂不真正要遗臭万年?无论彭是什么钢铁汉子,这样的恐怖,他也是挺不住的,于是只剩下认罪服软一条路了。

在境外人看来,彭德怀的这种思维逻辑或许匪夷所思;但在我们这块土地上,却没有任何可惊之处。实际上,这并非彭氏一个人的逻辑,也是现代中国大多数政治蒙难者的逻辑。除了诉诸这种逻辑之外,根本无法解释李立三、博古、高饶、彭真、薄一波等人的行为。这些人在民国年代也算是铮铮铁汉,即使身陷囹圄,也不改信仰,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但一旦进入自己人的牢狱,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,尽显猥琐胆怯,一个个服软称臣、低头认罪。你能骂他们全是窝囊废吗?实际上,他们也不过是服从彭德怀的逻辑而已:与其对抗,成为千古罪人,还不如苟全于当世,以图侥幸,或许不致被革出教门。

在今天看来,这一切都荒唐透顶。但那种害怕堕入深渊的恐怖,却一点也不荒唐。如果你不以为然,就不妨自找机会去品尝试试!

###忠诚两难
那些冒死犯难、或者忍辱负重的人,究竟在忠于谁呢?

那个在背上刺了“精忠报国”的岳飞,奋斗一生,拼死捍卫大宋江山,没有人不认为他忠于南宋皇帝。而那个协助宋高宗将岳家父子送上风波亭的秦桧,对宋高宗言听计从,去掉了高宗的一大心病,你能说他不忠于皇帝吗?然而,这就出了一个问题:岳飞与秦桧,究竟哪个更忠于大宋皇帝呢?

田家英与胡乔木,都曾是毛的秘书,被称为党内秀才。在庐山会议上,起初两人都被彭德怀的信所打动,颇有一番匡正天下的雄心。但在彭蒙难之后,两人的选择就很不相同。田家英固然从此谨言慎行,但不改初衷,尽其所能,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做了一些制止极左狂热的事情。胡乔木则吸取教训,从此宁左勿右,后来成了正统理论的主要捍卫者,成就了一代左王。那么,此两人谁更忠于主义呢?

1980年代的中国,邓力群与朱厚泽先后任中宣部长,都是风云人物。邓力群追随胡乔木,以捍卫主义、匡正世道人心为己任,呕心沥血,百折不挠,至死方休。朱厚泽则审时度势,顺应历史潮流,坚持改革开放,提出著名的“宽厚、宽容、宽松”主张,是蜚声海内外的“三宽部长”。此两人谁更忠于主义呢?

类似的问题不可胜数,没有人能给出众所公认的答案,它们构成现代中国一道特有的难题。

或许,上述问题根本没有初看起来那么难。关键在于,合理的效忠对象是什么?邓力群所效忠的,实际上是毛所解释的主义,因而与效忠于毛个人无异。邓力群肯定认同领袖等同于主义的逻辑,也就认同忠于领袖即忠于主义。朱厚泽则未必认同忠于领袖等同于忠于主义的逻辑,他所效忠的,是已吸收某些现代价值的主义,无异于忠于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。这两种效忠,当然有完全不同的价值。就个人而言,前一种效忠更少风险,后一种效忠则可能被斥为大逆不道!

这就毫不足怪,选择忠于理想价值的人少之又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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